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在中华大地涌动，2018年，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的重要节点。城市建设与文博界在盘点改革40年的“图谱”时，携手搭建起强大的学术平台。这样的联合表征着中国改革历程在建筑师与文博家心中的地位，宣扬了改革带来的理念之力。

2018年3月29日，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联合主办 “笃实践履 改革图新 以建筑与文博的名义纪念改革：我们与城市建设的四十年（北京论坛）”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行。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孟建民，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仲继寿，嘉德投资总经理寇勤，中元国际资深总建筑师费麟，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黄星元、邵韦平、周恺、张宇、赵元超、崔彤，中房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布正伟，原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季元振，知名建筑评论家顾孟潮、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路红等来自全国建筑界、文博界、媒体界专家学者百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金磊主持。

金磊首先将中国改革40年的成就总结为“因解放思想而迈入了产生奇迹的时代”。他认为建筑事业改革的成就属于所有为中国建筑设计创新作出博弈的建筑师与机构，“以建筑与文博的名义纪念改革40周年”北京论坛，意义深远且行动务实，因为通过这个命题可展开到设计界的纵深处，靠思想解放的分析，再度树立中国设计文化自信，从而带动设计作品与思想性的提升。它在用“有态度的设计”去传承城市创新精神，更让改革的跨界举措富于文化内涵。

单霁翔院长在主旨演讲的开场，表达了对文博改革的感情。“我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时候，审批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第一家拍卖公司，就是嘉德。那时候每走一步都很艰辛，文物藏品直管专营，凭什么让民间经营文物？很多专家担心艺术品拍卖会刺激中国民间文物流向海外，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做法。”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尝试，艺术品拍卖被写入了《文物保护法》，文物有了合法的流通渠道，大量艺术品又通过这个渠道流回国内。“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定，比如不允许出土文物进入拍卖市场，珍贵文物不许出境等等，这些条款至今仍在执行，成为保护我国文物的一道防火墙。”随后，单院长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在管理创新、文博发展方面的努力，并以当前热播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为例，阐述了文博界与媒体界、建筑界通过跨界合作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的做法。

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委托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仲继寿参会并发言，他赞扬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评选工作，这不仅是经典成果的写照，更成为时代的记忆。纪念改革，重在不断解放生产力，将改革进行到底。他表示，“中国建筑学会将与中国文物学会一道，用改革之思打破制约设计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给建筑师更大的创新自由，让他们在国内外舞台上施展拳脚，真正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嘉德艺术中心总经理寇勤从改革开放对文物市场的发展、配套设施的发展方面讲述了嘉德拍卖的成长历程。他说，嘉德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潮涌，20世纪90年代初，嘉德作为股份制拍卖企业，是一块文物及艺术品拍卖行业的改革试验田。如今，嘉德艺术中心作为一个文化新地标出现在北京，加之文物市场的发展，相关配套设施的发展和繁荣，昭示着艺术品拍卖不再是“游牧式”的展览。中国的拍卖行业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初步发展与快速成长，正逐步走入正轨。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嘉德艺术中心的中方设计主持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宇介绍了嘉德艺术中心作为北京新文化地标的发展定位和设计历程。他说，这座建筑嵌入了多个层面的文化和历史概念，恰到好处地与北京城的复杂语境相切合，通过中国式的融合叠加手法营造一个谦逊、富有内涵的空间，又直接回应了当代文化多元混合的现状。“黄城根底下做建筑是很难的，艺术中心不是一个封闭的机构，我们要打通文化空间和公共职能，通过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揉合艺术与文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民认为，投身改革的设计思考，是每一位中国建筑学人的责任和使命。“深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从当初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一线城市，我亲身经历和感受了40年的大变化，从当初的学习、模仿，到现在完成设计总承包；从为国外建筑师画施工图，到自主完成重大工程设计，中国建筑师从技能、知识、水平到理念、觉悟，均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些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思想与实践。”

中国建筑师分会理事长邵韦平介绍了建筑师分会在提升建筑师的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包括学会交流、配合大学会参加国际建筑展、国际论坛。“我们在许多领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世界一流的设计公司也有设计作品在中国落地，他们的出色表现使中国建筑师也获得了表现机会，从而不断提升自己，学习新的理论，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品质。”邵韦平认为，虽然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依然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建筑师必将有更好的作品贡献给城市。

知名建筑评论家顾孟潮谈到，踏进新时代门槛，必须正视和纠正40年来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经验和教训。无论城乡规划由谁主管，管理部门都要按照“保存、保护、发展建设”这个科学发展链进行管理，不能“喜新厌旧”，不能“大拆大建”，更不能盲目追求外国。城乡规划建设要秉承自然生态、社会人文、时代发展变迁以及已建成的建筑文化遗产继续发展，使城市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城市环境质量、功能分布、人口结构等方面真正得到修正。

北京建筑大学张爱林校长称自己周围这批同龄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介绍了北京建筑大学的突出学科即是建筑遗产保护，讲述了学科建设、学位授权、学位评审等一系列过程。“我们过去特别重视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但其实很多优秀建筑本身就是国宝级的文物，需要更加完善的建筑遗产保护机制。希望北建大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建筑遗产保护专家。”

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原主任赵知敬讲述了四十年间北京市整体规划的历史变迁，他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批复了两次总体规划的修编，为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1983年7月，为解决生产生活和社会设施不配套造成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定批复83版总规，这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编制与实施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城市规划建设在经过一个较长混乱时期后“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2017年，新的总体规划更能适应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特点。其中“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指明北京要承担的四项主要职能。

中元国际资深总建筑师费麟、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建筑师黄星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季元振及中房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布正伟四位老先生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他们感叹改革开放对建筑师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国际交流让中国的建筑师能够走出国门，看到先进的设计理念。“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当建筑师的机会。”季元振教授谈到过去许多人都是做了十几年施工，才到设计院做设计。“以前学建筑只能靠书本，国外的资料基本没有，汪坦先生主编的一套书给建筑界打开世界的大门，我们近几十年虽然拼命恶补国外建筑理论，但与国际差距还很大。”黄星元大师感慨到：“当时国外建筑的色彩、构想、材料对我们都有很大的触动，以前只能全套引进别人的技术，现在发展到可以自主研发，进步确实不小。”“但在新时代要更好地发挥建筑师的作用，我们也必须走出去，才能发现国际上很多游戏规则，WTO在服务协议中特别提到建筑师可以跨境服务，我们不能再以单纯援外的角度思考问题。”费麟先生强调。布正伟总建筑师对改革的未来充满期待，他赞扬改革开放让建筑界摆脱了长期沉闷的设计局面，但同时要警惕那些不靠谱的个性化建筑。“在封闭的环境中埋头画图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们更要关注世界，走出自己的路线。”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总建筑师作学术总结，他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轴线，开放国门、开阔眼界对整个行业的进步非常重要。一批批青年建筑师在改革开放的东风里快速成长，建筑界不仅要在持续改革中向前发展，更要追寻前人的智慧之光，通过口述历史、纪念集等形式收集改革开放第一手的资料，为新中国建设留下宝贵的历史篇章。他强调，建筑和文博是绕不开的话题，一个代表未来，一个存续过去。“国家建设经过了曲折的城市化道路，各地区面貌变化非常大，对建筑界来说更需要反思、研究、分析。建筑师服务的是人，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转折点，给我们提出了更多要求。”回望过去，改革开放是国人从上到下的“图腾”，设计界曾经历着为吃饱肚子、为创作性择业，为去更广阔的世界闯荡，为建筑师的尊严奋争；遥望今朝，站在改革开放40载的历史节点去品评，除了自豪改革为建筑与文博、城市与设计带来成就外，也该在咀嚼改革开放的纪念形式中省思，建筑与文博界不仅要解惑，也应酝酿如何再出发，如何留有记忆、传承、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