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张忠培先生
2017年7月5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张忠培先生因病辞世。噩耗传出,全国文物博物馆界和考古学界同仁不胜悲痛。
张忠培先生193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师从苏秉琦、林耀华先生,1961年副博士毕业。在此后6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张忠培先生为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和文物考古博物馆事业的繁荣殚精竭虑,做出了卓越贡献。
自1958年开始,张忠培先生主持、参与了十余处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和大量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发表了200余篇学术论文和专著。他在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建树颇丰,对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多精辟论述,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独树一帜。他提出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考古治学之道,“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谱系论”“国家论”“文化论”的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规律等论断,引领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他的早期代表作《元君庙仰韶墓地》被海内外学者誉为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成为入选《中国文库》的唯一一部考古学方法论名著,也是国内第一部研讨考古学方法论的个人专著。
张忠培先生是坚定的文物守护者,他以考古学家特有的道德情怀和责任感、使命感,耿直不阿、秉公直言、坚守底线。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他不畏严寒酷暑、不辞奔波劳苦,多次赴三峡和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工地检查指导,为重要考古项目把脉开方。在考古管理、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和管理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上,张忠培先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真知灼见。他与几位老专家多次建议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加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工作。他认为文物是实现“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建设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保护”二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义和关键,保护要制约和检验利用的始终,才能实现保护和利用的良性循环,才能使利用得到可持续发展。他主张要站在政治文明和政治伦理的高度,严禁主动挖掘帝王陵寝,并坚持重要遗址要留给后人慢慢研究。他力主启动并实施了“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在逐步认知北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过程中,探究考古学文化、遗址和环境保护、业态发展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考古报告的重要性,曾奔走疾呼:“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多次建议并积极推动国家支持考古资料整理出版工作。他指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遗址的一项措施,不是所有遗址都要建设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坚持“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的原则。
张忠培先生具有文物保护的战略眼光。本世纪初,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大决策启动,张忠培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西部地区文物保护工作必须走在前面,首先是要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他呼吁主动开展工作,提出实施西部考古的战略性课题,为保护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张忠培先生长期致力于考古行业发展。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他便成为最年轻的理事。此后,长期担任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至2013年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开创了学会工作的新范式,倡导开放办会、主题办会、民主办会,让学会成为考古工作者畅所欲言、激扬文字的重要舞台,开启了中国考古学会发展的新阶段。
张忠培先生是永远的“故宫人”。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他锐意改革、创新管理,在博物馆的制度建设、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文物保护和总体规划等方面提出许多新理念和新做法,推动了故宫博物院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也为中国博物馆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张忠培先生还是可亲可敬的严师益友,桃李满天下。1972年他主持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白手起家,带领师生们扎根田野考古、专注教学科研,一步一个脚印,让吉大考古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和考古行业倚重的一支专业力量,不断为我国考古和文博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他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和理论的“三基”训练,对程度不同的学生分类培养、“典型引路”、“能者先行”,鼓励年轻人自由思考,做开风气的掀浪人。张忠培先生倾力教学育人,倡导知行合一,他多次参与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亲临指导,悉心教诲,培养了大批人才,对提高我国的考古工作水平,促进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忠培先生治学务实求真、不拘成法,为人光明磊落、公而忘私,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范,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前瞻者和引路人,更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为人典范。先生的离去,是中国文博界和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张忠培先生!(刘玉珠 顾玉才 宋新潮 关 强 刘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