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虎丘塔出土的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刻莲瓣纹碗 本报记者李韵摄

山西临汾曲村-天马遗址的车马坑 本报记者李韵摄

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本报记者李韵摄

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的杆头饰 本报记者李韵摄

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的长信宫灯 本报记者李韵摄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中国考古学，是一个开创性的十年。这十年间，在中华大地上的四次重要考古发现，惊艳世界，以掷地有声的力度奏响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华彩乐章。

1921年在河南渑池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基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为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1929年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一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此后，随着山东城子崖遗址、宝鸡斗鸡台遗址、余杭良渚遗址等一系列考古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走入新的纪元。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在古人类至明清各个时期的研究中，更是取得了丰硕成果。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技术不断突破，考古理论日益完善。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风餐露宿、宵衣旰食，让考古工作成为“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明晰华夏悠久文明的历史脉络

考古印证历史，考古带来新知。

我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记录了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在甲骨文发明以前在中华大地还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超过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并没有文字记载。考古学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将对它们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需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即使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完善。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短短14个字背后，是中国考古学者百年的不懈奋斗。

随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令人欣喜的发现，古人类在中国生存的历史被向前推移了五十多万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元谋人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更是将古人类在中国生存的时间向前推移了一百多万年。

百万年人类史之后，我们走入一万年文化史的新石器时代。

半坡遗址、磁山遗址、北首岭遗址、后李遗址、西水坡遗址、王因大汶口墓地、西坡遗址、八里岗遗址、上山遗址、杨官寨遗址等，通过考古我们发现，这一时期聚落规模更大，布局更为规整，氏族墓地发达，生产工具有很大进步，生活用品更为多样。我们看到，传统的华夏文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孕育。

在距今5000年前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进入末期，氏族社会发展到了顶峰，文明已经到来。双槐树遗址、石家河遗址群、良渚遗址、平粮台遗址、王城岗遗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从遥远的百万年，我们的先祖一代一代、一步一步，走进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时期。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让夏王朝“光影浮现”，安阳殷墟的发掘则给商朝贴上了“殷商”的标签，而我们对周朝的认识更是离不开竹简与青铜器，前者是历史文献，后者则通过发掘得以重见天日。之后，一代代王侯将相挥斥方遒，一位位博学大儒讲学论道。兵器的碰撞，思想的交锋，中华大地最终成为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地区之一。

“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历史学中，能够拥有如此完整、从未断裂的考古学谱系与历史文化序列者，唯有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考古学比较，中国考古学既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的丰富史前考古学遗存，又有极为丰富、别具特色的文明史遗存。基于如此丰厚遗产之上的中国考古学，令世界惊叹、艳羡。

形成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体系

兼收并蓄、上下求索间，中国考古学一直在探索、丰富属于自己的理论。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以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为代表，认为史前文化整体格局构建是“夷夏东西”框架。

在这一时期，第一批留学国外学习考古学的中国年轻学者，包括李济、梁思永、裴文中等陆续回国，把他们在国外学到的考古学知识运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开始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北京周口店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而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28年至1937年对殷墟的发掘，则是由中国考古研究机构第一次独立组织实施的考古发掘。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由下至上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解决了此前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这几种文化遗存孰早孰晚的问题。

1937年至1949年，持续十余年的战争，考古事业几近停滞。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得以重启，理论随着考古实践也得以不断发展、完善。1949年以后，“黄河流域中心论”或称“中原中心论”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摒弃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依据全国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总结出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又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存在的多中心和多元格局，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和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模式，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认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即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国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

随着考古事业的稳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层面组织了多次大型考古工程。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启动。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与研究成果相结合，开设了9大课题44个专题，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领域的170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工程于2000年9月结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另一项重大考古项目。该工程2004年正式启动，2018年5月发布了工程4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辅之以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取得的成果丰富扎实。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在继续的同时，国家文物局推出“考古中国”重大研究专项。该研究主要针对一些重大考古和大型遗址保护项目，深入研究早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项目，意求进一步拨开早期中国文明的迷雾。

纵观百年，中国考古学逐步形成了以李济开创的“田野考古发掘”为主要搜集手段，以梁思永“考古地层学”和苏秉琦“考古类型学”为基本分析方法，以夏鼐“考古学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文明道路论”为重要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方法体系与理论体系。

从地质地层学到考古地层学，从生物分类学到考古类型学，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摸索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科方法。以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学者学术思想为内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在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考古实践本身的检验。

展示中华开放包容的大国气派

良渚与泉州两地在2019年与今年先后申遗成功，两者如同人的“内”与“外”，将“气派”二字完美诠释。

中国气派于“内”，表现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这既是几代学者对良渚文化80余年研究探索的最好结果，也是文明界定标准的一次延伸——良渚古城遗址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早期国家的形态，然而，其是否可归结为“文明”此前一直有争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察了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对全国十余处区域聚落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研究团队从中提炼、归纳出了文明的四大特征：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基础，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中心性城市的出现，以及大型建筑的修建。这与西方学术界一直采用的标准有所不同。西方学术界常用的文明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技术。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个例”，以它古城规模之大、琢玉技艺之高超及公共工程规模之巨改变了固有的评定标准，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良渚古城遗址把中华文明的产生时间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号称，论证为可信的历史。

悠悠八十载，几代人前赴后继，共同探索良渚的过往；悠悠5000年，良渚的堤坝默默矗立，见证文明的辉煌与变迁。

中国气派于“外”，表现为自古以来的开放包容，和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今年7月26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贸易重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伊斯兰教圣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遗迹，清净寺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而共存一城的真武庙、天后宫、开元寺、文庙、老君岩造像等，则属于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和“中国化”佛教的史迹。这一座座代表着不同宗教文明、散发着不同艺术魅力的文化遗产，是古泉州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互相交融的历史见证。

中国的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突出贡献，而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如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农作物（如玉米、马铃薯、辣椒）等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世界一直都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有低谷、有高峰，但无论何时，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离不开历史认同，正是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让我们对共同的祖先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考古学在今天承担着自觉建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的使命，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具有关键意义。

此外，中国各民族之间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更离不开对各民族相互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参照补充、丰富完善着这一历史认知。从先秦起，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其中既有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积极汲取，也有大量汉文化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例证，反映出各民族对于共同建构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贡献。“胡汉杂糅，终成一家。”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语言文化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考古学都以无比丰富的资料，客观翔实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融合的历史证据和历史轨迹。

转载自：光明日报
作者：黄小异 李韵